红色寻根丨苏区时期的党政军群机关

创建时间:2024-11-19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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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瑞金是闻名世界的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祥地。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是我们党最重要的治国理政试验田,共产党人的文韬武略都在这里试验过、预演过。

 

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

 

 

1933年3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编印的《实用内科学》

 

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医护人员的专门学校。该校旧址位于瑞金市叶坪镇朱坊村,2018年被确定为第六批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1931年11月,为了解决医疗卫生技术人员缺乏的严重问题,中革军委总卫生部决定开办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培养各种医疗卫生技术骨干,并任命贺诚为校长兼政治委员,陈志方为教育主任。校址初设于瑞金,后迁至于都。1932年8月,红军军医学校迁往兴国茶岭,继续招收学员。同年秋,改由彭龙伯任校长,王立中任政委。

 

1933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同年8月,学校从兴国茶岭迁回瑞金,驻扎在叶坪朱坊洋江下村,并与从汀州迁来的中央红色医护学校合并,仍称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并将不远处的中央红色医院划为附属医院。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改由陈义厚为校长,王斌任教务主任,周月华任政治部主任,设教务处、政治处、总务处和附属医院。

 

随着学校规模不断发展壮大,为便于管理,全校学员编为两个大队,医科为一大队,约200人;其余各班为二大队,约300人。与此同时,教学设备较之前更为充实,建立了图书室、解培室、动物实验室、标本室、模型室、细菌检查室和培养室、化学实验室和瓦斯预防室,显微镜增加到7架,模型有数百种之多,自制了孵卵箱具,添购了教学参考书籍400余种,开设了外科手术室、手术前准备室、消毒室、隔离参观台、X光室、理疗室等,学校师资力量也随之得到加强。

 

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医科学制一般为一年(5个月基础课,5个月临床课,2个月实习,基础6门课程:解剖、生理、病理、细菌、药物及诊断学;临床课有:内、外、耳鼻喉及妇产、皮肤等科,但以内、外两科为主,除此之外,还设了必修的政治课),调剂班6个月,护理班3个月。后来,为解决学员的文化知识等具体困难,医科增加了预科,预科学习6个月。医科学员在原来开设的课程基础上,又增设了德文、日文医用术语、理化大意、生物学概要等。

 

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的教学特点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

 

一是在教学上采取少而精、重点教育的方针,使学生在掌握重点技术的前提下能学到一般的医学知识。在医学教育中使学员首先学会处理战伤,特别是四肢的战伤。另外重点学会处理多发病中的四种病:疟疾、痢疾、下肢溃疡、疥疮。

 

二是该校教学内容建立在对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除医学班外,还办了保健班、卫生员训练班,以培训卫生防疫人员,贯彻预防为主方针。

 

三是在教学方法上提倡实物教学和形象教学。由于多数学员的文化水平很低,大多是刚丢掉锄头和耕牛的“泥腿子”,因此,由教员将复杂的理论简单化、通俗化、形象化,难记的内容歌词化。

 

四是始终如一地贯彻“教学一致,学用一致”的原则,教学紧密结合临床,在每天讲课后均有临床实习。医院有疑难杂症病人,进行集体会诊,学员旁听。学员还要参加战地实际救护工作。

 

通过上述教学活动,学员很快掌握必需的医疗、预防知识。

 

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除了给学员教授医疗卫生专业知识外,十分注重提高学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军事技能。学校设有列宁室,组织学员进行业余政治活动。学员中建立了党、团组织,定期召开生活会、班会,以确保学员的思想健康发展。开设了军事课,科普军事常识,教有投弹、射击、行军等军事科目操练,提高了学员的军事技术和组织纪律性。

 

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的创建发展对中央苏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提高军民医药卫生素质。学校为向苏区军民普及卫生教育,从1933年至1934年,编辑出版了《红色卫生》杂志和大量通俗医学书刊,对于提高军民的医药卫生素质起到了积极作用。

 

培养一大批医务人才。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从招收第一期医科学员起,到红军主力长征时,先后培养军医200多名,培养卫生长、卫生员、药剂师、护士等近500人。

 

支援革命战争。1933年10月,敌人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学员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号召下,节衣缩食、缩紧开支,把好人才、好枪、好马、好物资支援前线,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10月,卫生学校编为教导队,随中央红军长征。

 

第一部红军优待条例

 

 

红军家属优待证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红军战士在服务期间和退伍、负伤、残废后所应享有的各种优待,牺牲或病故后应享受的抚恤,以及红军家属应享有的优待。

 

苏区时期的优抚工作,为新中国建立后各级政府民政工作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当时的内务部设在瑞金叶坪村“一苏大会”旧址内,1933年4月迁驻瑞金沙洲坝乡瑞明村松山下一幢土木结构的祠堂内。到1934年1月成立了优待红军家属局,主要负责领导和管理优待红军家属工作。其中,对红军的社会安置有休养安置、退役安置和退休安置三种方式。

 

休养安置

主要是在军队设立卫生队,在地方设立休养所,安置红军伤病员,伤病员痊愈后不必回部队而留在地方武装工作。《红军抚恤条例》第3条:在红军服务五年以上,年龄在45岁以上自愿退职休养者,国家应补助其终身生活,其数目应按照当时当地生活情形而定,但每年不得少于30元,如本人不愿退伍,则应另给优待费,每年至少24元。第6条:红军在服务期间,因伤残,不能服务者,则送到红军残废院休养,其生活费,应较红军生活费增多二分之一,其愿归田者,则给予终身抚恤金,其数目以当时当地之生活程度而定,但全残废者,每年不得少于50元以下,半残废每年不得少于30元以下。

 

退役安置

《关于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第14条规定:“国家设立残废院,凡因战争或在红军服务中而残废者入院休养,一切生活费用,由国家供给,不愿住残废院者,按年给终身优恤费,由各县苏维埃政府按当地生活情形而定,但现在时每年至少50元大洋。”1932年5月,《江西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对扩大红军的决议》提出:“对残废退伍的红军同志,地方政府要特别优待,能工作者分配工作,并经常不断地教育,如发现不好行为,须加以说服纠正。”

 

退休安置

《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第13条规定:“在红军中服务五年以上,年龄满45岁者,可退职休养,国家补助其终身生活,本人不愿退伍,继续服务者,应得特别优待。”

 

中国工农红军学校

 

 

1933年9月颁发给学员的毕业证书

 

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旧址位于瑞金市象湖镇上阳路社区,旧址由五座杨氏宗祠并排组合而成。2013年5月,该旧址被确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31年8月,中共中央在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并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红军学校必须集中举办”。为此,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革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召见红三军团参谋长兼军团随营学校校长邓萍和红八军军长何长工,商讨筹办红军干部学校事宜,明确提出要以国民党办黄埔军校为例,办一个“红埔”。

 

1931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成立后,决定合并闽西红军学校(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红一方面军教导总队和红三军团随营学校,组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址在瑞金天后宫,为中革军委的直属机构,校长萧劲光,政治委员何长工,教育长邓萍,下设政治连、工兵连和军事连,学员600人。1931年冬,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前往学校指导工作时,称赞不已,指出:“这所学校可与当年的黄埔相媲美。”

 

1932年2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迁驻上阳杨氏祠堂,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学校贯彻“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的方针,以“学会与提高新的军事技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为任务,并逐渐完善了组织机构,刘伯承、叶剑英先后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内设教育处、训练部、政治部、校务处等机构。学习科目有:政治课、军事课。至1933年10月学校改编,共开办六期,为红军、地方武装和各级党政组织培养了大量干部,许多学员都成为人民军队的优秀指挥员。

 

在极为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下,红军学校以其过硬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方法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政治人才。

 

组建过硬的教员队伍。学校招贤纳士,选拔了一批优秀的专职教员,如军事教员左权、陈赓、韦国清等,政治教员董必武、蔡畅、李伯钊等,文化教员赵品三、石联星等;另一批是俘获或自愿加入红军的国民党官兵。同时,红校还有一支力量雄厚的兼职教员队伍,由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担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人也亲自到校授课。学校每星期还组织连以上教员参加学习讨论会,以提高教员的军政素养和理论水平。

 

注重政治教育。政治教育占红军学校教育全部的十分之四。加强党的建设是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手段。在办学过程中,各级党委始终坚持党的生活制度,积极开展党内教育,有力保证了红军学校正确的办学方向。同时,学校政治部翻印了《革命领袖传略》《列宁主义概论》等大量政治教育教材,以党的方针政策、马列主义理论来教育学员;同时还创办了《红校周刊》《红校生活》等刊物配合政治教育,开展青年政治问答竞赛、政治讨论会、演讲会、报告会等活动,提高学员的政治水平政治觉悟,巩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红校成立后,为适应革命战争环境,紧紧围绕为军事斗争服务的任务,学员按照战斗序列进行编组,平时全副武装,纪律严格,始终贯彻从难从严的训练方针,虽然以学习为主,但又是中革军委的总预备队,随时准备参加作战。在教学过程中,学校紧密结合战争实际来教授书本知识,采用少讲多做、少课堂多野外、课堂和野外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教学。与此同时,学校采取分层培训,根据培养目标,设置不同的课程,针对学员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特点,在培养学员军事政治素质的同时也注重提高学员的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

 

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办校的方针。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苏区物质匮乏、粮食短缺,红校正常运转非常艰难。虽然地方政府尽可能为红校筹拨经费,但仍然无法满足教学中的基本需要。在正常的教学活动之余,学校为减轻苏维埃政府负担,积极响应“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的号召,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自己动手修理床、桌、凳,自制大量的教学用具,组织参加劳动,开展种菜运动,帮助红军家属劈柴挑水,组织协助群众进行春耕、夏耕生产,有效扩大农业生产;还厉行节约,节衣缩食、捐献工资津贴、退还公债等支援革命战争。

 

此外,学校还建立了俱乐部、列宁室、剧团等,经常组织开展各种文娱活动,如教唱革命歌曲、举行文艺晚会、定期出版墙报、举行运动会等丰富学员的文化生活。红校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的景象。

 

1933年,因革命战争发展的需要,苏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扩红运动,红军部队中指挥员、特种人才和训练人员非常缺乏,必须加紧培养红军的各级干部和专门人才。10月17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改编红军学校的命令》:“我们为了加紧培养红军的高级、上级干部与专门人才,以及一般中级干部的教育起见,现将红校组织重新变更,以原有高级班、上级班,改为红军大学校;以六期团改为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以七期团改为红军第二步兵学校;以工兵营、炮兵连、重机关枪连、防空和装甲车连改为红军特科学校;游击队训练班改为游击队学校……”规定在红军学校办完了第五期后,将红军学校扩编。

 

1934年10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中革军委决定,将红军大学、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特科学校等合并,恢复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编制,长征开始后改编为干部团,随中革机关行动,担负起护卫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为红军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必要时参加战斗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