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一种社会意识即使达到当时社会生活的顶峰，也不可能与以往的精神现象毫无关系。因此，任何一种革命精神都是历史发展的积淀；任何新的先进的民族精神形态的出现，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必然要扎根于传统的民族精神文化之中，既是对传统的民族文化精神营养的汲取和发扬，又是对传统精神的批判和超越，从而升华为一种新的民族精神形态。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始终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也就是有一种独立自主、自强不息，追求统一、团结和平的民族传统。近代中国，特别是经过“康乾盛世”后，清王朝进入到狂妄自大、闭关锁国的消极腐败的统治时期。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接连入侵中国，中华民族进入到危亡时期。在这种情势下，为了解放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华夏儿女积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最终升华形成了近代中国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苏区时期，党领导下的苏区军民，轰轰烈烈开展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了一块又一块苏维埃区域，创建了工农民主政府，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统一，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因此，苏区精神同样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积淀，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和超越，是具有原创意义的时代民族精神。
革命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份。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为了不受外辱、不受压迫，为了正义、追求独立自主、和平富裕的生活，才会不惜牺牲进行革命，才会有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建时，为了国家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坚韧不拔，勇往直前，创造了建党精神、北伐精神、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等一个又一个革命精神。苏区精神作为一种革命精神，它必然要受到建党精神、北伐精神、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等革命精神的影响，并使之得到传承与发展。正因为党在建党初期就提出了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政府，解放无产阶级，党在苏区时期才把广大农民最为关切的土地问题，作为党领导苏维埃运动的最根本的问题，而放在党领导革命的首要位置，从而通过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最终发展壮大了苏区，建立了工农民主政府即苏维埃政权；正因为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抱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胜的理想信念，中国革命才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大风大浪，没有被困难和挫折吓到，形成了各种革命精神都具有的坚定信念、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所有这些精神，也理所当然被苏区精神所传承和发展。毫无疑问，苏区精神正是在传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所形成的一个又一个革命精神之后，才形成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为主要内容的伟大的革命精神。因此，苏区精神它又是比之更早的革命精神的传承和发展。
苏区精神的形成，除了是民族精神、其它革命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外，它的形成同时还必然要受到当地的地域文化的影响。而苏区精神的形成，主要是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为地域范围所形成的。中央苏区又主要是客家人的聚居区。因此，苏区精神的形成，还不免要受到客家地域文化的影响。
客家文化，概括地说，是以汉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融合了畲族、瑶族等土著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种多元文化。以中华民族精神为重要内容的汉民族文化是客家文化的母体文化。客家文化承袭了汉民族文化不服输、勤劳勇敢、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这些精神特质，都不可避免地会融合到苏区精神中。
中央苏区由赣南、闽西两块苏区组成，中央苏区也是客家人的摇篮和大本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红四军3600人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最后发展到十多万人，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客家子弟。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也都是客家人。这些都不可能不对苏区精神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客家人与自然界和土著斗争中所形成的客家精神，只是一种为了维持自己生存所需要的斗争精神，因而，它是一种较低层次的革命精神。土地革命发生后，客家人积极投身中国革命队伍。如此，客家人本身所具有的革命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区军民进行苏维埃革命与建设的历史使命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客家人为了生存所需要的革命精神向高层次的中国革命精神转化，推动了苏区精神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人和苏区人民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是在客家摇篮的赣南、闽西区域（也即是中央苏区）为主要阵地，在反对外来压迫、争取民族自立自强的斗争中，把精忠报国、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把坚定信念、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把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独立自主、崇祖敬老的客家精神，融进了反对国民党统治、争取民族主权、建立工农民主政府及保卫和建设苏维埃政权的行动中，从而创造和形成了伟大的苏区精神。这样，中华民族精神、革命精神与客家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传承发展，从而产生了苏区精神。
